1978年，邓小平发表了扩大对外派遣出国留学人员的重要讲话，“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留学工作由此兴起。1981年，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外交部等七个部门《关于自费出国留学的请示》以及《关于自费出国留学的暂行规定》，正式肯定“自费留学人员是我国留学人员的组成部分”。

1982年，海闻赴美留学，成为恢复高考后北大自费留学第一人。1995年，他回到祖国，成为最早一批放弃国外终身教职回国的几位经济学家之一，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现任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院长。

在那个年代，自费留学的学生在美国有什么难忘的经历，又为什么会放弃国外高薪工作回国？建党百周年之际，北青-北京头条记者对海闻进行了专访。

北青报：当年为什么会选择自费出国留学？为什么会选择美国？

海闻：“文革”结束恢复了高考，我考上了北京大学经济系。当时北大经济系与美国也有一些交流，有一些来自美国的留学生和老师，还有很多中国学生公派留美。我们要想建设好一个国家，向全世界各个国家学习也是有很必要的。

　　美国是一个发达国家，是一个世界强国，并拥有世界上最现代的高等教育体系。而且从专业角度来说，很多经济学的诺贝尔奖获得者都是美国的学者。所以当时到美国留学学经济学，也是比较自然的选择。

　　至于为什么选择自费？因为当时国家经费有限，公派机会非常少，就想到了通过自费留学来达到去学习的目的。

　　北青报：您在申请学校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海闻：挑战确实很多。我从大三开始为出国做准备。由于与外界隔绝了很多年，当时北大图书馆基本上没有国外学校的资料，我就去北京图书馆（北图）查询，其实那里的资料也有些陈旧，但还是可以查到美国一些大学多年前的招生简章，简章上的地址是对的。我就按照这些地址，一封封信投向美国。由于我们77级是春季毕业，绝大多数学校要求秋季入学。不过，大四的时候，我还是收到了美国加州长滩州立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一毕业就走了，成为恢复高考后北大自费出国第一人。

北青报：到美国留学之后有没有遇到什么挑战？

　　海闻：那个年代到美国留学，第一个挑战就是语言问题。其实当时申请学校也有托福成绩要求，但那时候中国没有托福考试，我就用了我大学英语的成绩，申请学校当时并不知道我这个“A”的大学英语成绩到底代表了什么样的英语水平。我们这代人读中学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没有完成学业，英语水平几乎都是0，大学从ABCD开始学习英语，学了两年最多会用非常简单的句型。这样的英语去读美国社会科学的研究生，挑战可想而知。我不得不得把课堂内容用录音机录下来，课后反复听。

　　第二个挑战是专业。我本科学的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到美国读的西方经济学，基本上是一个不同的理论体系。另外，西方经济学对数学要求很高，而我们那时的经济学不学数学，上大学前因为历史的原因，我连初中都没有读完，所以数学基础也很差。

　　当然，还有生活和财务上的挑战。上世纪80年代有个很流行的电视剧叫《北京人在纽约》，很详细且形象地描述了那时候自费留学面对的挑战，得有独立生活的能力。刚到美国的时候，我英语不好，无法胜任助教这样的岗位，只能到餐馆、图书馆打工。最多的时候，我一个暑假需要同时打四份工。

　　北青报：出国之后，您看到的美国和此前印象中的美国有什么不同？

　　海闻：我当时出国的感受跟现在的很多学生可能是不一样的。当时中美之间的差别是很大的，而国内对美国也是不太了解的，我去了之后，确实深切地感受到了美国发达程度所带来的冲击。

不过，我出国留学的时候已经30岁了，在中国下过乡，完成了北大的本科教育，又是学经济学的，已经有一个比较成熟的世界观，再看美国就会比较客观，不会简单只看一些表面现象。我能看到它的优点在什么地方，理解它为什么能成为发达国家，也能看到它存在的问题。

　　跟公派留学生相比，我还有两个方面的收获。第一，是对美国社会的了解，我在洛杉矶的城区里打过工，每天看到的都是美国社会最真实的情况，体会更深。第二，是我提高了自己想办法寻找资源解决问题的能力。当初在美国自费留学的一些经历，对我后来回国在北大共同创办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创办中国经济学年会，以及到深圳创办北大汇丰商学院，还是很有帮助的。

北青报：您在美国长滩加州州立大学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后，又拿下了美国戴维斯加州大学的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学位，并获得美国福特路易斯学院商学院的终身教职。1995年，您选择放弃终身教职回国。为什么当时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海闻：这个问题很多人都问过我。现在留学生回国大部分是觉得国内机会更好，但当时并不是这样的，尤其在美国拿到终身教职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拿到终身教职再回国的人也是不多的。但我们当初出国留学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个人发展，更不是为了到国外去定居生活，而是希望学习到国外的一些先进经验和政策，了解它们的历史和发展过程，回来帮助祖国更好地发展。我们出去的目的就为了将来要回来。

　　至于为什么选择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回来，是因为我一直等待一个合适的机会。

　　1992年春天，邓小平视察南方期间提出：“要抓紧有利时机，加快改革步伐。”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1993年，把党的十四大确定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和基本原则加以系统化、具体化，中国启动全面经济体制改革。这时候，我觉得中国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我既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又学习了西方经济学，既对中国社会了解，又对市场经济熟悉，回来肯定有用武之地。所以，当时回国就成为了一个很自然的选择。

　　北青报：您回国之后放弃了一些从政的机会，选择回到学校任教和进行学术研究。为什么？

　　海闻：一方面是要看当时社会主要缺什么。我们不缺从政的人，但当时缺的是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特别是在教育科研方面。另一方面也跟个人的性格和兴趣有关。

　　回国之后，我在北大给本科生上课，讲的知识点比较新，又跟传统教学方式不同，很受同学们欢迎，我也很有成就感，也更愿意在高校里从事教育和科研工作。

北青报：从个人经历看，您是最早的一批上山下乡知青，恢复高考后首届北大学子，最早自费出国的留学生之一，最初放弃国外终身教职回国的几位经济学家之一。感觉您一直走在这个时代的前列，您如何看待个人机遇跟国家发展的关系？

　　海闻：我们上小学的时候学雷锋、学英雄，那个年代的教育让我一直希望能够成为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这个理想也是我当时入党的初心。

　　当年是一个热血青年，现在是一个充满激情的学者，一直愿意为国家发展做出贡献。之所以能够走在时代前列，首先需要的是理想和知识，而我的个人理想和国家发展正好是吻合的。更重要的，我要感恩国家过去四十多年的变化，当国家的形势发展到了这一步的时候，我又时刻在准备着，也就自然可以搭上时代的列车。

来源：北京青年报（2021.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