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是打赢脱贫攻坚战和“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我国成为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10月召开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和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于经济学科意义尤其重大。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经济学研究以中国及世界的重大现实问题为导向，深入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研究阐释，解读中国实践，推进学科建设，提升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规律性认识，体现出与时代同频共振的鲜明特色。

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研究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包含着丰富的实践内容与思想理论成果。何立峰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时代背景、根本立场、政治保障、制度基础、主题主线、发展理念、实现路径、内外关系和工作方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论断，紧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提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明确了中国经济该怎么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明确了中国经济该怎么办；坚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明确了中国经济该怎么干。赵长茂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又一次理论飞跃，创造性地回答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未曾涉足、前辈先人未曾预见、西方经济理论无法解决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这一理论的创新性，可以从理论范畴创新、理论板块创新和方法论创新三个维度来把握。其中的新范畴包括：“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全面深化改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新常态，新发展理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高质量发展，现代化经济体系，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等。其中起构建框架格局作用的新理论板块是全面深化改革理论、市场决定性作用理论和新常态经济发展理论。战略思维、创新思维、辩证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和“短板思维”等科学方法论的运用创新，是其重要特征。

总体来看，经济学界的相关研究阐释，围绕“五个统筹”的框架展开。一是统筹好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关系，着力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二是统筹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关系，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三是统筹好供给侧改革与需求侧改革的关系，大力推动现代化经济体系优化升级。四是统筹好发展与安全的关系，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五是统筹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对于如期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谢伏瞻提出，这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步，使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大大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谢伏瞻还提出，《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作出了新的概括，《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是新时代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又一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重要成果。有学者表示，脱贫攻坚如期实现，不仅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标志，更将成为社会主义制度下人类实现自我解放的一大成果，中国特色的脱贫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人类发展观、反贫困思想的丰富和发展。燕继荣提出，中国贫困治理丰富了“发展型国家”的内涵，也为后发展国家走出“中等收入陷阱”提供了经验。

关于新发展格局，一些学者认为这是新发展理念的深化，是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丰富了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内涵。学者们认为，新发展格局将社会化大生产的分工协作、社会再生产的四大环节同新发展理念契合，连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轨道，揭示了新时代我国经济运行的新特点新规律，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系统论方法。新发展格局理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最新成果，将其学理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建设的重要任务。蔡昉提出，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为主要途径的高质量发展是中国经济不断发展的必由之路。中国作为世界经济的发动机和稳定器，是促成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力量。中国可以从自身增长的经验中提炼规律，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不仅仅是简单的经济循环问题，同时涉及中国未来发展的新模式。其中，提高居民消费水平是促进双循环的重点。高培勇提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以此为基础构建高质量发展的框架。刘志彪等提出，双循环过去也有，现在的主场在我国，主场全球化使内需成为新的全球化战略工具、资源和重要手段，中国既是世界供给中心，又是需求市场中心。能不能形成双循环体制，关键在于开放，尤其是对内开放推动统一市场建设，破除区域壁垒，加速生产要素流动，形成中产阶级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结构。李稻葵认为，扩大内需既是在外部形势严峻、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的重要战略布局，也是由我国经济自身发展阶段决定的。陆铭提出，未来中国需要通过改革来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和释放制度红利。严成樑提出，中国经济增长模型的构建，需要将过去、现在和未来结合起来。

关于中国经济的发展趋势。卢锋提出，中国经济以其结构性优势与韧性，未来追赶速度可能超过预测水平。刘伟、陈彦斌的研究显示，预计2020—2035年中国的实际GDP年均增速将达到5.3%左右，2035年人均实际GDP水平将达到2020年的2.1倍，从而完成翻一番的增长任务。有学者提出，立足于新时代以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经济学理论正肩负着突围与重构的新时代历史使命。有学者综述近20位访华左翼学者对社会主义新中国70年的评价。他们认为，政府公共部门在中国道路中的基础作用，改变了资本主义国家公共权力完全屈从于金融资本的被动角色，中国道路为全球治理提供了新思路，丰富了人类现代化进程的制度选择。

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与方法范式研究

2020年是恩格斯诞辰200周年。学者们普遍认为，恩格斯是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两个伟大发现的直接推动者。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对马克思由政治批判和哲学批判转向经济批判、从经济事实出发研究私有制和共产主义具有深刻影响。有学者提出，恩格斯晚年进一步深入阐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丰富完善了历史唯物主义。恩格斯最早提出了广义政治经济学概念，为广义政治经济学基础理论和根本方法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些研究对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建设具有重要意义。随着近年马克思经济学手稿历史考证版中译本的陆续出版，我国学者开始关注马克思经济学手稿的当代价值。尤其是运用马克思关于“三大社会形式”的论述，探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的历史地位，研究数字经济时代经济平台的特征，以及阐述经济社会大循环的市场经济规律等重大现实问题。

当代帝国主义是当代资本主义研究的核心内容。近年来，部分中国学者较为系统地介绍了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帝国主义研究的最新成果，并以此为基础展开分析。哈维、帕特奈克和史密斯等关于帝国主义本质的最新争论，涉及南北依赖关系、全球财富流向和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当代适用性等。关于帝国主义统治世界具体形式发生的重大变化，有学者提出，垄断金融资本所主导的全球商品链成为帝国主义的国际分工形式。有学者提出，当代帝国主义具有五大特征和特性。一是生产和流通的新垄断——生产和流通的国际化和资本集中强化，形成了富可敌国的巨型跨国垄断公司。二是金融资本的新垄断——金融垄断资本在全球经济活动中起决定性作用，形成畸形发展的经济金融化。三是美元和知识产权的垄断，形成不平等的国际分工和全球经济及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四是国际寡头同盟的新垄断——“一霸数强”结成的国际资本主义寡头垄断同盟，成为全球地缘政治与文化冲突的经济基础。五是帝国主义国家的寄生腐朽性急剧增强。还有学者梳理了西方左翼生态帝国主义理论研究的进展。21世纪以来，他们围绕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生态思想、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关系，以及剩余价值来源等焦点展开学术论争，提出生态不平等交换论，分析了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嫁生态危机的长期趋势。

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与方法出发，我国学者还对一些经济范畴与现实问题进行了研究。比如关于财富理论，洪银兴指出，财富概念不只具有马克思的一般规定，还能反映新时代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但不能孤立地创造财富，需要同其他要素结合起来创造财富，由此产生全要素生产率思想。财富及财富分析既要系统揭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包含的丰富的财富理论，又要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由此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关于中国经济运行中的宏观动态、经济结构等问题，冯志轩、刘凤义利用1996年至2009年的世界投入产出表，发现中国的全劳动生产率增速处于40个经济体中的最高水平。乔晓楠、李欣关注了在社会再生产的过程中与资本循环的运动中存在的一些从事非生产劳动的非生产部门，它们不创造价值，但发挥着特定的非生产职能。关于后凯恩斯主义，李黎力提出，后凯恩斯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关系密切，具有形成学术共同体的可能性。李帮喜等提出，作为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一个重要流派，新卡莱茨基经济学在21世纪给出了一整套不同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政策主张。

关于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有学者提出，数学模型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学的主流范式。简单套用西方数理模型，会导致研究离中国现实越来越远，无法识别把握世界大变局的量变和质变。一些著名经济学和管理学期刊编辑部号召，破除“唯定量倾向”。针对西方主流经济学“微观—宏观”范式定量思维，金碚提出的基于史论、综合分析政治社会文化互动作用的“域观经济”范式，具有观察当今世界的方法论优势。一些研究利用拓扑学研究信息多样传递的动态网络结构图，通过弹性网络方法的应用提高了国内经济学相关实证研究的有效性。在管理、运筹、数学、计算机领域，一些学者开始为全球经济增速测度贡献新模型、新算法，包括新的计算软件。例如对生产率内涵边界的测度，陈诗一等能源、环境、气候等领域的国内学者，已经在全要素生产率中探索纳入能源、环境、生态等新指标，以形成符合现实需求的经济发展新指数。

三、重大经济问题研究

关于新冠肺炎疫情与全球经济的关系。张燕生预计，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导致全球平均实际GDP下滑29.6%，其中四分之一是由于全球供应链中断造成的。巴曙松认为，虽然当前明显的逆全球化趋势并未出现，但如果应对不力，经济全球化将进入至暗时刻。也有文章认为，尽管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叠加中美贸易摩擦，但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经受住了考验，总体保持了稳定。

关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变动。有学者分析，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导致全球供应链断裂，资本家不顾劳动者的生命和健康强制工人劳动，基于资本主义私有制雇佣劳动制度的“资本至上”，造就了无可挽救的“灾难资本主义”。有研究表明，全球产业链将朝着内向化、区域化和多元化的方向发展，纵向分工链条逐渐收缩，横向分工链条向邻近国家或区域集聚。其纵向并购的垄断性尤其依托数字经济的寡头势力。巩固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的开放型经济“共轭环流”地位，可从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黏性与韧性、配套跨国公司发展、推进自贸区发展、实现供应链互动循环和促进其集群升级等方向着手。有研究发现，不同区域融入全球价值链的程度存在差异。加快推动中国产业全球价值链升级，要从协调区域专业化分工、推动要素禀赋结构升级等方面努力。有研究认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突破口在于通过创新链与产业链的双螺旋跨越，嵌入全球创新密集型产业。伴随着服务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比重的逐渐上升，推动先进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成为经济发展的必然，这同时也是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调整变化。

2020年，主要发达国家再次进行全球产业链回缩和替代战略调整。鞠建东等认为，当前全球价值链已呈现 “北美—欧洲—亚洲”三足鼎立区块格局，美国、德国、中国分别为其核心节点。刘志彪提出，未来的产业竞争，不再是产品内分工格局下的国际代工厂与跨国公司为争夺订单的竞争，而是产业链对产业链、产业集群对产业集群之间的竞争。全球供应链可能的内向化发展态势，将向两个方向演变，一是在纵向分工上趋于缩短；二是在横向分工上趋于区域化集聚。有学者认为，中国利用全球价值链重组和产品工序的分解，积极发展加工贸易，对全球经济产生了“正溢出效应”，有助于全球经济的“大稳健”。还有文章提出，随着一国全球价值链主导能力提升，全球价值链嵌入平抑经济波动、抑制贸易保护的作用逐渐明显。

关于区域协调。2020年，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成为贯穿全年经济工作的重要命题。有学者认为，城乡融合发展的本质是通过城乡的开放和发展，打造一个共建共享共荣的城乡生命共同体，推进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建设下的城乡共治，是城乡融合的关键。区域差距的发展趋势、政策变迁，以及财税、金融和产业政策对区域发展的影响路径，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研究的关注焦点。有学者对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逻辑框架进行系统解读，提出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发展目标的监管考核，需要驱动各地方政府对区域高水平均衡达成行动一致性偏好。除了缩小实体经济发展的区域不均衡，虚拟经济的区域不平等同样需要关注。有学者认为，新时代我国南北差距问题，本质上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老问题，虽然南北经济差距自2013年开始逐渐拉大，但2016年起我国南北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逐渐趋同。还有学者认为，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的产业结构变迁差异，是造成南北差距的重要因素，而结构红利的倒U型转折是内在原因。

关于国家创新体系。有学者对中国企业开放式创新的制度环境、竞合关系与创新绩效进行解读，认为开放式创新的广度和深度与创新绩效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虽然与外资的合作有利于企业利用先进国家科技进步的扩散效应，但路径依赖和竞争关系扭曲也会带来负面影响。有学者认为，中国技术创新政策对创新数量和质量的影响存在异质性，需要数量和质量相结合提升创新绩效。互联网转型可以显著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尤其是低生产率企业和中小企业获益明显。创新发展一直处于中国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位置。2019年，中国创新指数达到228.3，在全球创新指数中排名第14位。2020年，国家创新体系研究视角发生转变。安同良等提出，创新是系统中各方参与者之间复杂关系的协同结果，国家创新体系的构建应从复杂经济学视角予以重新审视，需要在复杂性视域下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1+N”多层次创新系统。

关于数字经济。经济学界对其特征及其给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造成的重大影响展开了讨论。许宪春认为，中国数字经济增加值的年均实际增长率，明显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实际增长率，前者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明显。有学者对数字经济总量进行测度，认为数字经济尚未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一些学者对数字经济的范畴作了重新界定，认为融合的数字经济是数字经济与传统经济产业融合过程中产生的溢出效应，不属于数字经济的统计范畴。还有学者提出，数字产业链的特殊性在于，数据既是数字经济最重要的要素投入，同时也是最关键的传播介质。数字贸易口径的统一与否，触发了国家间关于税收制度和国家利益的重大争议。杨虎涛认为，新一代数字经济意味着全球生产链和劳动力市场的重构，将使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的发展中国家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空间大为缩小，束缚传统服务业的全球化地理空间将不复存在，从而出现机器化的知识生产。数据的特点是重复使用、趋于零的边际成本、强大的规模经济和网络共享效应，极易形成垄断。数字大资本集团与金融集团的融合，更容易剥削和控制劳动者和消费者，使政府监管和社会治理陷入困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本矛盾因此而被激化。与数字经济相关，学界对数字货币的性质、影响和监管等展开了激烈讨论。反垄断、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

关于收入分配。2019年，我国人均收入超过1万美元，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引发新热议。“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成就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奠定了坚实基础。有学者预计，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将在2023年前后达到高收入国家门槛，但还将面临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等诸多挑战。扩大内需需要持续改善收入分配状况。有研究认为，劳动收入差距与居民消费率存在倒U型关系。缩小收入差距，加快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前进步伐，成为我国高质量发展中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有学者认为，不仅财政转移支付的再分配功能需要进一步强化，累退性的税收制度设计也必须改变。还有学者提出，技术进步阶段从转移型向替代型的过渡，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契机，而技术进步方式和自主创新的需求规模变化则是关键。

关于财政现代化。杨志勇提出，促进宏观经济稳定，是中国70多年财政政策的共同关注点。按照西方模式破解中国财政可持续之谜无异于缘木求鱼。吕炜等提出，仅从地方政府视角探讨中国未来发展路径已呈较大不适应性，中央政府适时调整了赋权方式，推动了改革目标的实现。财政金融两大体制密不可分。在地方公共债务问题上，尤其需要统筹二者。在隐性金融分权创造的弱融资约束环境下，税收分成对地方公共债务依存度和负债率均有正向刺激作用，成为地方公共债务持续增长的制度因素。这为防范化解债务风险提供了新思路。高培勇强调，安全已经构成经济发展和经济工作的经常性和关键性考量。其中，财政安全最为重要。有学者认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集中在强化预算绩效管理、健全地方税体系，以及完善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等维度。有学者发现，财政分权在实际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目标和计划外经济增长三个方面的效应不同步，呈现出显著的地区差异。

关于货币政策与金融安全。刘伟、苏剑提出，在货币政策最终目标及中间目标、货币政策工具、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等方面，正在形成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相适应的政策体系，并且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孙国峰提出，现代货币理论税收驱动货币的模式与现实不符，错误地运用宏观会计原理，功能性财政势必引发严重通货膨胀。张成思提出，偏离（远离）金融价格核心指标的数量型金融理论终将因“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及“科学性缺陷”而退出历史舞台。有研究分析，金融资本货币因素的强大作用，使经济周期越来越易于摆脱工业社会实体经济的基础性约束，脱实向虚。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推动新的金融经济周期理论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显学。

有学者认为，美国经济的不确定性冲击将导致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股价与汇率下调，资本流入减少，产出水平和消费者价格下跌。与市场主导型金融结构相比，银行主导型金融结构往往伴随更高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其中的银行融资渠道比市场融资渠道风险更高。银行在网络中的关联位置与强度，显著影响银行流动性比率。针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高维统计方法和识别策略逐渐兴起，高频数据与动态分析方法得到更为广泛的应用，如时变GDFM（tvGDFM）模型，或将Diebold-Yilmaz关联性指数用于主权信用违约掉期（SCDS）利差的风险传染网络分析。对此，杨子晖、张明、周颖刚、梁琪、王君等学者也都提出了研究观点。还有学者认为，我国银行业和非银行业与金融系统的违约风险相关性较高，股份制商业银行对金融风险传染的影响更大，在系统性风险上升期，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具有稳定器作用，宏观审慎风险防范机制应秉承差异化监管理念。突发公共事件冲击下的宏观经济与金融系统性风险防范的内在关联性，成为研究亮点。有学者提出，防范金融市场异常波动和防控输入性风险，是现阶段我国维护金融市场安全与稳定的重要举措。金融科技风险、中小银行风险防范与化解，以及来自美国的现代货币理论等，也引发国内学界热烈讨论。

关于粮食和能源安全。为新发展格局筑牢安全基底是经济研究的焦点，尤其是保障粮食安全和能源安全。在新时代国家粮食安全观的指引下，有学者从打造粮食生产供需改革双轨机制，注重供给数量向供给价格和粮农收入转变，由保障生产向保障生产、流通和储备转变，以及促进粮食生产方式从耕地向立体转变等维度，提出深化农业供应链改革、保障粮食产业链自主可控的建议。2020年下半年，能源安全备受关注。经济学界围绕能源开发、能源消费、能源结构等问题展开研讨。新时代我国能源发展成就斐然，但仍需从完善能源价格的市场机制、构建有效竞争的能源市场等方面深化改革。从全球能源效率变动的结构看，虽然技术进步使得能源强度有所下降，但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中占比的提升和各国产业结构与投资率的差异，抵消了全球部分能源效率的提升。有学者提出，中国应积极参与全球能源治理。

总的来看，2020年我国经济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为推动中国经济行稳致远，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执笔：钟仁，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年1月18日第2092期）